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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鸿:深圳 我把最好年华献给你


来源:民进深圳市委会 作者: 编辑时间:2014-08-12

 


 

1988年8月6日,后来成为《深圳青年》杂志社第一任社长的王京生同志,带着包括我在内的3个年轻人,从北京坐了将近40个小时的火车,一路风尘仆仆到达广州,再转乘前往深圳的列车。没想到一下火车,就鞭炮连天,震耳欲聋。我后来才知道那天刚好是1988年8月8日,这个日子在广东人看来是个百年一遇的吉祥日子,据说那天燃放的鞭炮最长的有30万响,足足挂了5层楼。我们坐上巴士前往目的地,一路上鞭炮齐鸣,仿佛整座城市都在欢迎我们的到来。

从那一天算起,我扎根深圳已经26年了。这26年间,我见证了《深圳青年》从无到有,从艰难摸索中前行到扛起建设深圳文化、传播深圳精神的大旗的成长。这26年间,我也从风华正茂的青年过渡到从容淡然的中年。我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给了深圳,深圳把很好的平台给了我。

理工科出身的文学青年

我本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飞行器设计,研究生学的是系统工程。虽然出身理工科,但我非常爱好文学。大学期间我坚持读书写作,一直没有放弃文学梦。不仅时常在《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还自己办校园杂志。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参与创办一份杂志,叫《研究生通讯》。这份杂志不仅在北航很有人气,还时常被其他学校学生传阅。

我毕业时,国家开始不管分配了,加上国内航空工业又处在低迷期,所以我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改行,到中关村去做计算机生意。我毕业后,也没有从事与专业有关的工作,而是到首都钢铁公司,成了一名普通研究人员。

在首钢工作了3个月后,我渐渐感到这份工作并不是我想要的。此时,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干部王京生同志主动联系我,说看过我办的《研究生通讯》,邀请我和他一起南下深圳创办一本叫《深圳青年》的月刊杂志。

我第一次听说深圳是临近毕业。当时北航的老师接受了航空工业部的课题,带着很多学生来深圳做调研。我一直很想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九州方圆”,有一期专门介绍深圳,播放了一系列歌曲,包括《夜色阑珊》和《风雨兼程》。我看了这期节目后,就开始对深圳充满向往。所以一听说有机会来深圳,就毫不犹豫地来了。

当时的深圳很小,只有六七十万常住人口,红荔路上的车更少。城区最西端,只有一个上海宾馆。深南路从上海宾馆往西就很窄了,去蛇口要坐1个小时中巴。但是,深圳人的精神气质很不一样。每次到蛇口工业区,我都会发现有好多打工仔、打工妹,一下班就跑到夜校去读书——他们渴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刚来深圳就接触到很多很新奇的事物。当时,为了收看香港的电视节目,深圳家家户户都在楼顶架一根鱼骨天线。像广受欢迎的“明珠930”,以及《华尔街外望》和《60分钟时事》等节目,我天天都会追着看。这些具有国际水准和世界格局的节目,不仅培养了我的国际视野,更提升了我的思想境界。

夜以继日孕育《深圳青年》

1988年8月8日,我们四人与深圳的董韶华、杨洪祥会合了,这一天也就成了《深圳青年》杂志社建社日。王京生同志出任杂志社第一任社长,我担任编辑部主任。

创业初期,王京生提出“要以杂志做载体进行文化建设”的口号。虽然共青团深圳市委的领导很支持我们,但一切具体的事都得靠自己,包括去省里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跑刊号。杂志社最初的刊费是我们向团市委打借条借的,直到后来我们挣到些钱才把这笔借款还清。办公地点也是借了团市委下面的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房间,还是跟别人合着用。那会儿除了编稿,还要出去拉广告。

我们一起来的4个人里,有一个骨干干了两个星期之后,受不了劳苦奔波和没有编制保障,想打退堂鼓。这对我们这个原本就人手紧缺的队伍来说简直雪上加霜。但是,王京生社长还是很大度地说:“我尊重你的选择。”而且将当天刚刚拉到的赞助的一多半给了他并送他走。剩下的人无论领导员工,继续白天拉赞助,晚上写稿、编稿。记得最忙的一次,我们连续40多个小时没合眼。《深圳青年》就是靠我们这股闯劲诞生的。

1988年11月6日,经过了3个月的拼搏,我们终于拿到了杂志的创刊号。第一本《深圳青年》印刷出来后,我们在当时的武警七支队礼堂搞了个十分热闹的创刊发布会。当时有很多深圳的青年朋友,虽然大家认识不久,但都对这份杂志翘首以盼。杂志创刊日活动当天,有些人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就风尘仆仆地赶来;有些人从当时交通还很不方便的宝安驱车前来;更有些人二话不说,一进门就把身上的钱全捐给我们;还有青年朋友慷慨解囊拿出上百块或者几百块,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少的钱,着实把我们感动了。

为特区改革开放精神代言

最初几年,《深圳青年》还处于摸索期,发行量不好,总体处于亏损状态。一方面,我们创办《深圳青年》在时机上可以说是迎难而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畅谈理想的青年刊物一度很流行。可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类杂志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比如广州的《黄金时代》已经从原来一百多万发行量跌到三四十万了。另一方面,因为当时内地批评“深圳属于文化沙漠”的声音仍不绝于耳,我们希望通过杂志的平台进行文化建设的理想也承受了一定的压力。

经过几年反复打磨,我们最终把《深圳青年》定位成深圳特区和改革开放精神的代言人,以理想和新观念来引导青年人。渐渐地,《深圳青年》开始被社会广泛接受,培养起一大批忠实稳定的读者。

1992年起,杂志社开始高歌猛进地发展。同年,我们开始建设现在杂志社所处的深圳青年大厦。到1995年大厦竣工时,很多人感慨:“这栋小楼就是用一本一本的杂志摞起来的。”当年杂志发行量也正好达到40多万的巅峰,在全国有6个分印点,当时一个封底广告可以卖到四五万块。

《深圳青年》影响无数人

随着杂志影响力的扩大,来自读者的反响也越来越热烈。

在宁夏一望无际的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有一个地方叫沙坡头,那里有一个很小的报刊亭在卖《深圳青年》。报刊亭周边没有居民区,但每个月都有10来个人,不知步行多远多久,总是来买我们的杂志。当时我们杂志6个分印点中离沙坡头最近的就是西安分印点,但是也相距1000多公里。杂志都要靠火车运输,到达的时候往往就比深圳晚了半个多月。在一个几乎位于文明世界边缘的沙漠之地,还有好几个读者追着看这份杂志,这让我们非常震撼。后来我们就开始坚持一个传统,杂志期号要比实际出版的日期晚一个月,就是为了向宁夏、新疆、西藏等偏远地区的读者致敬。

我曾经遇到一个江西来的小老板。他说当他还是一个打工仔的时候,就经常看《深圳青年》。有一次,他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我编写的文章,叫《百厂千楼走遍》。这篇文章讲的就是一个命运坎坷的打工仔,在深圳走遍了百厂千楼找工作的故事,当时还被领导批评写得不够深刻。没想到这个故事使当时身在逆境中的他很受触动,他说:“我当时就想,是这个主人公太笨了。如果我去深圳,肯定不需要百厂千楼走遍。”于是,他就在这种想法的刺激下来到深圳,开始干一番事业。

我们还采访过一个来深圳闯荡的年轻人。那时候,随着香港风气渐入深圳,送月饼开始成为每年中秋的大事。当时,很多月饼的包装十分精美,大多是用印花金属盒盛放。很多深圳人吃过月饼之后就随手把月饼盒扔掉了,但家境不太好的人往往会把这些盒子收集起来,用作放食品、针线的家具器物。于是,这个年轻的打工仔就动了脑筋,每年在深圳收集精美的月饼盒子,然后运回四川老家去卖,质量差一点的卖4块,好一点的可以卖到20块,就这样发了家。我们得知后就把他的故事登载出来。后来我听说,有一名读者受到启发,自己开办了一家公司进行废物再利用,他的盈利模式甚至获得了天使基金的认可和资助。

《深圳青年》鼓舞了一代有理想、不安分的年轻人。很多读者由此打开了眼界,更有一些读者就是带着一本《深圳青年》来深圳闯天下。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既是鼓励,也是鞭策,让我们一步一步把杂志做得越来越好。

首创文稿竞价轰动全国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我们认为中国要向着改革开放的目标前进,所以开动脑筋,思考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记者王星就提出文稿竞价的创意雏形,初衷是在商业社会里,利用市场机制给作家创造一个盈利的机会。王京生社长立刻表示“值得一试”,他还亲自出马去和市领导汇报讨论。当时市领导的思想都非常开放和超前,他们都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支持。

但令我们没想到的是,最大阻力和非议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来自我们最想造福的作家群体。一方面,由于国内并无先例可循,我们也缺乏经验,在某些程序上难免错漏。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以前作家都是按照官本位的原则定好了级的,现在我们突然主张市场竞价,本来处在级别高的作家就开始担心自己的作品也许会卖不过一个比他级别低的作家,于是责难随之而来。拍卖前,作家霍达的电影剧本《秦皇父子》高调标价100万的消息一出,6名作家联名宣布退出竞拍。上级有关部门也担心这件事会带来社会风波,文稿拍卖曾一度面临被喊停的境地。市领导厉有为还亲自带着队伍去中央解释,最后他们才勉强同意我们以民间活动的方式如期举行。

1993年10月28日,文稿竞价正式拉开帷幕。为了减小社会影响,拍卖会从原本预定好的有1000个座位的深圳会堂,转移到深圳图书馆一间只有200个座位的会议室。尽管如此,那天还是来了几百名国内外记者。当日,参与竞拍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最小的只有9岁,最大的有93岁。拍卖日当天,上海作家倪振良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深圳传奇》标的是4.5万元,最后竟以88万成交,创造了现场拍卖最高价。刘晓庆的自传《从电影明星到百万富姐》当时只有一个标题,但也拍了17万。后来刘晓庆对于成交价不甚满意,买方愿意再补91万,最终卖出了108万的天价。

这次文稿竞价的最终成果是双赢的,不仅作家满意,竞价成功的企业也提高了知名度。但批评的声音却从四面八方涌来。当时有一份报纸也在策划类似的活动,但措辞却是“我们不能重蹈深圳的覆辙”。我们很气愤,但王京生社长的胸襟却很开阔,他只说了四个字:“由他去吧。”

从1993年到2008年的这15年间,从来没有人给我们公开做出一个正面的评价。但是历史最终还了我们当年这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一个公道。2008年,我们突然被告知当年的文稿竞价入选了“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年十件大事”的候选名单,那一刻我真的掉泪了。我们无意间充当了文化领域的改革者,也算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终于烟消云散,化作了骄傲的荣誉感。

在深圳拥有了心灵的自由

1994年,即文稿竞价举办后的第二年,《深圳青年》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所谓的“假新闻风波”。

当时我们杂志社的骨干记者邓康延推陈出新,创造了一个虚构类栏目叫做“明天的深圳新闻”,希望藉此描写人们心中希望而尚未发生的事,促使世界朝着一个美好的方向发展。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一个急症病人请求搭车,遭到汽车司机林某的拒绝,病人因为抢救不及时而身亡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是深圳市中级法院以“见死不救罪”判处司机林某有期徒刑两年。

结果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随即被《书报文摘》《生活文摘报》等13家报纸媒体当作真新闻转载,而且转载时只标注了摘自《深圳青年》,没有标注具体的栏目出处。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片质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我们的这篇文章定性为假新闻,曾经一度要给予我们停刊的处罚。关键时刻,又是当时的市委书记厉有为和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邵汉清出面,去向中央解释,才化险为夷。

尽管文稿竞价和假新闻风波对《深圳青年》造成了一些影响,但之后的发展总体来说还算顺风顺水。1994年开始,我们的广告效益大增。1996年财政拨款断了,我们开始完全靠自己。2002年和2003年,我们连续两次荣获全国百种重点期刊奖。当时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北有《北京青年报》,南有《深圳青年》杂志”。一报一刊,在青年报刊格局中各领风骚。

现在《深圳青年》定位依然是面向年轻人,仍然属于文化综合类刊物。为了适应时代变化,我们不断改版,从月刊做成半月刊,曾经出过《纪实版》和《星期八》。2007年,我成了第三任社长,《深圳青年》正式改为《创业版》和《菁英版》。现在,《深圳青年》已经改为旬刊,并对读者群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主刊仍是《创业版》,中旬刊是与万科合办的《万科邻居》,主要致力于建设弘扬社区文化。下旬刊叫《时效管理》,主要面对的是一些民营企业老板,对他们进行文化培训。

如今,《深圳青年》仍然是中国人最喜欢读的百本杂志之一。只是最主要的阅读方式已经更改,大多数读者都是在网上阅读杂志电子版。当下,中国报刊行业形势很严峻,但我坚信《深圳青年》会坚持到最后,我们绝不会让深圳成为一个没有杂志的城市。

回想起24岁那年,我想来深圳办杂志。首都钢铁公司不肯批准我停薪留职的申请,于是我毅然选择了辞职。同时也不顾众多亲友反对,放弃了北京户口来到深圳。

24岁的年纪,什么都没有,所以才敢走南闯北,才能义无反顾。我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深圳这片热土,也献给了《深圳青年》这块文化阵地。我来深圳,没有得到很多钱,也没当过什么官,但得到了我最看重的东西——心灵的自由。我追寻着文学梦,自始至终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更是我们这一批曾为《深圳青年》奉献过青春的人的共同感受。

尽管我们已不再年轻,但我希望《深圳青年》继续为下一代年轻人承担一份历史责任,把我们当年那种不安现状、乐于打拼的深圳精神传承下去。

此文详见于2014年8月6日《深圳晚报》B06-B07版,

相关网页详见:http://wb.sznews.com/html/2014-08/06/content_2963708.htm

 

 

王海鸿:1964年生于北京。1988年来到深圳,参与创办《深圳青年》杂志。现任《深圳青年》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深圳市政协常委、民进深圳市委副主委

 

    口述时间:2014年7月23日下午 口述地点:福田区彩田南路2006号深圳青年大厦

    本期采写:见习记者 许娇蛟 实习生 邓静 张玥婷 前期统筹:越众文化 后期统筹:赖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