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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刍议


来源:民进广州市委员会 作者: 谢炜如 编辑时间:2014-01-14

摘要  “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主要指参政党成员的个体在政治理念、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等方面应当具备的内涵和水平。笔者认为,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应该特别彰显政党观念、政治观念、政治道德、真理至上、危机意识等思想内涵,这些基本元素可能还不曾被论者所重视,本论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

关键词  参政党成员;修养;党性修养;政治运作;政治道德;真理至上;危机意识

 
导言
 

“修养”指人们在思想品质、道德意识、政治理念、文学艺术、知识技能等方面的自我历练,以及由此具备的某些内涵、达到的一定水平。例如,思想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文化艺术修养等等。“修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语语词,先秦孟子提出的“修身养性说”成为后世“修养”理念的本义;“修养”理念在拉丁语词上也有相应的表达,例如,英语的“Form one’s mind”;“修养”一词还被中国现当代主流意识形态所吸收运用,例如,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影响了几代的共产党人;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词。本文所论述的“党性修养”不是就共产党而言而是就民主党派而言的,“党性”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参政党也应该提倡“党性”。“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主要指参政党成员个体在政治理念、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等方面应当具备的内涵和水平。

参政党除了具有坚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之外,还应拥有一批具备较高党性修养的组织成员,惟其如此,参政党的政治功能和社会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的主要元素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是各参政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对此各参政党使用了不同的表达话语,例如:民盟的“同盟、同志、同心、同德”,民建的“同心同行、爱国为民、团结奋进、求真务实”,九三学社的“科学与民主”,民进的“以党为师、立会为公、爱国民主、参政为民、服务为本”等等。

尽管表达话语不同,然而,其实质是一致的,那就是“同心同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在此基础之上,已有一些论者论及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的基本元素,例如: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群众观念、法制观念、生活作风、理论思辩……等,在此不再赘言。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当特别彰显政党观念、政治观念、政治道德、真理至上、危机意识等思想内涵,这些基本元素可能还不曾被论者所重视与论述,本论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

 
基本元素之一:政党观念元素
 

参政党成员首先要确立政党观念。何谓政党?按照现代政治学理论,政党(Political Party)是特定阶层利益在政治上的代表,它是由其中的积极分子组成、具有明确政治主张、为取得政权或巩固政权或影响政治权力行使而开展活动的政治组织。“参政党”则是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我国的政党政治制度是非竞争性的,其本质是一党制:共产党执政,八个民主党派被定格为参政党。“参政党”的定位,符合政党的要义:其一,它是政治组织不是社团或联谊会,它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即党纲,为影响中共对政治权力行使而开展活动;其二,代表特定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例如:民进的界别定位是教育界文化出版界,代表其中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农工党的界别定位是医药卫生界,代表其中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其三,参政党成员是所代表阶层其中的活跃分子和积极分子。一般社会成员一旦加入参政党,他们在观念上就应当意识到,我加入的不是一个社团联谊会或俱乐部,而是一个政治集团,即符合上述要义的政党。这是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元素。

某些社会舆论说民主党派是“花瓶党”,这是没有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赋予各民主党派以独立政党的地位。参政党不少成员已具备党性修养中的“政党观念元素”,其政党观念还是比较强的。然而,笔者认为有两种带倾向性的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其一,参政党一些成员政党意识比较淡薄,政党价值定位模糊。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一篇调查报告指出,一些成员自言加入民主党派经历了三个阶段“加入前有神秘感,加入时有光荣感,加入后是失落感”。该调查报告在对广州民盟和致公党79名成员进行问卷调查时,问“你为什么加入党派?”有50人次答“可以结交更多朋友”。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说明一些参政党成员的政党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该调查报告对广州民进的一项调查显示:入会以来向组织提交“一人一信息”、调查报告、提案、议案或理论研究文章共10篇以上的仅占19%;有21%的被调查者从来没有提交过任何建议或文章;这一现象同样反映一些成员的政党意识比较淡薄,把自己混同于社会一般成员。[1]上述的这些现象并非个案,它反映了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现状中的消极面,不能不引起重视。笔者认为,参政党也应该提倡“党性”,党性修养最基本的元素就是政党意识,这是参政党普通成员、各级干部及其机关公务员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思想观念。

其二,“帮派观念”对参政党党性修养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如果说“政党观念”是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的正能量,那么,“帮派观念”就是冲击渗入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的负能量。汉语中“党”字的繁体字为“黨”,从黑从尚,古代汉语原义之一为“帮会”“帮派”;“党”的现代意义已经转化为“政党”(Political Party)。“帮派观念”和“政党观念”两种观念格格不入,然而,帮派观念的影响仍然存在于中国现代政党当中。民主党派也不例外,例如:某些参政党地方组织的主要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一言九鼎,听不进异议;他们违反民主集中制,实行“帮主式”或“威权式”领导而无法制约;他们行事诡秘,依靠其亲信掌握干部的任免奖惩大权,任人唯亲,顺者昌逆者亡,党派成为其“家天下”;常委会在其掌控下成为摆设和花瓶,换届选举中他们许愿封官,代表大会成为投票机器……。民主党派内部的不民主,其原因之一是帮派观念的影响。帮派观念与参政党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立党为公”格格不入。应完善内部监督机制,提倡“阳光党务”以消弭和对抗“帮派观念”对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正能量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基本元素之二:政治观念元素
 

参政党是一个政治集团,参政议政就要从事“政治运作”,通俗的说法是“搞政治”。民主党派从来就是为了“搞政治”而存在和发展起来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在野党的民主党派要从事“政治运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在联合政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50%以上的职位,与共产党共同从事“政治运作”,执掌国家事务;改革开放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体现为“一个参加,三个参与,民主监督”,谏言献策的参政议政模式,当然也离不开“政治运作”。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要从事“政治运作”,加入了参政党的人士就要义不容辞地参与“政治运作”。普通成员、各级干部和党派机关公务员是干政治的,而不仅仅是干业务和干事务的。参政党成员是所代表的阶层其中的活跃分子、积极分子和优秀分子,必须具备很高的政治素质: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强的政治意识、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正确地把握国家的各项政策,善于运用统战政策,密切联系本党派所代表阶层的广大群众。要培养政治素质,首先要树立这样一个最基础的观念:个人在党派工作、行政工作和参政议政合作共事中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都与某参政党这个政治集团密切相关。

参政党的领袖人物应该是有思想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或者仅仅是学者,前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既是语言学者又是政治家,他在许多学术性访谈中渗透了其政治理念,例如,主张国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促使世界安宁的精神力量……等等。他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体现了一个“学者型政治家”的风范,前不久他还以国家退休领导人身份赴台湾参加两岸客家高峰论坛。

民主党派扮演的政治角色是绝不可能越位的参政党角色,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民主党派政治参与、民主监督的宪政基础,拓宽了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渠道,实现了政治认同和政治力量的整合,避免了政党相互争斗造成的政权更迭和政局不稳。既然基本政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而被举国认可,参政党成员就要把自己的这个政治角色的光环发挥到极致出彩。民主党派成员多数是来源于各个行业的高学历、高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是某一领域的专业型和科技型的人才。但如果他们只是满足于做一个专业型、技术型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丧失了他们应该具有的公共性社会身份,丧失了作为一个参政党成员所应该具备的优秀的政治品格——社会良知,丧失了党性修养中的“政治观念元素”。因此,参政党成员在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的同时,必须强化自己社会政治角色认的同感,从专业的视野出发去关注公众层面的社会事务,有针对性地展开专业型社会调研,为各级党政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为公众利益鼓与呼。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中的“政治观念元素”的实际意义之一就在于此。

当前参政党面临的最大的政治之一是践行中共十八大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力量;参政党成员则要积极参与其中的“政治运作”,提升自身的履职能力、政治协商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即提高政治素质,把其作为提升自身党性修养的重要环节。

 
基本元素之三:政治道德观念元素
 

政治领域是否需要以一定的道德标准来考量规范?历史和现实中总有些“政治强人”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获得成功,有论者据此认为“政治无道德”。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在他的《君主论》(The Prince)中认为君主执政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然而,笔者坚信政治是讲道德的,政治道德(Political Morality)是调节人们的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的道德规范和准则。一个政治团体、一个从政者、一个政治运作和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其行为的善与恶、是与非、忠与奸、清廉与贪婪……等等,是有一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的。政治道德标准既是针对政治集团也是针对从政个体而言的,本论文此处主要指的是从政或参与政治活动和政治运作者的个体,即参政党成员。每一个参政党成员在党派工作、行政工作和参政议政合作共事当中的行为都是一种“政治行为”,必须以一定的道德标准来考量。

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Rabelais)说:“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政治道德与人伦道德有共通之处,明代思想家顾炎武在《廉耻》一文中引用《五代史·冯道传》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并认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在当代中国,领导干部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中科院院士包养二奶三奶、公务员酒后嫖宿幼女、法官集体嫖娼……等等,从法制视野看其行为多是违法犯罪;从政治道德视野看,是从政者和学者即“当代士大夫”之无耻。参政党成员和各级干部当中,也不同程度存在这种现象,民主党派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案件时有发生:例如,原河南省副省长、某民主党派中央常委暨河南省主委吕某买凶杀妻案;原山西临汾市副市长、市人大代表、无党派人士苗某贪污受贿案;原广州市民政局稽查处长、市政协委员、某民主党派市委委员李某猥亵男童案……等等。这些落马官员都是由参政党和中共统战部举荐从政的“当代士大夫”,从政治道德视野看,从政而无道德就是无耻。他们头戴“红顶”身行“黑事”,在他们心目中,“政治道德观念”这个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的基本元素已经完全泯灭。按照顾炎武的理念,这是国耻。顾炎武的思想可以作为我们的道德诫勉,每一个参政党成员都要引以为鉴,在政治运作和政治活动中都要守住人伦道德和政治道德的底线,要提升自身的政治道德水准,把其作为提升自身党性修养的重要环节,有效防止政治道德和人伦道德的堕落。

 
基本元素之四:真理至上元素
 

“真理至上”是一个应当被参政党及其成员接受的具有普世意义的观念。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论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可能得出多少种结论,但只有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才是真理。波兰中世纪天文学家哥白尼(Copernicus)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古往今来东西方人类的先知先觉者,无论他们是属于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民族、那一个国家,都在为探索宇宙真理和人间真理前赴后继永不停息。

参政党具有“真理至上”的深厚的传统理念。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其共同理念是“探寻真理,追求民主,反对独裁”。1945年民盟主席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共同探索如何摆脱政权更迭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这一轮探索真理的著名对话被称为“窑洞对”,其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以民主摆脱历史周期律”;邓演达、李公朴、闻一多等早期民主党派仁人志士们为探寻真理追求民主反对独裁而不畏强暴甘洒热血;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参政党遭受劫难的时期,程潜、廖运泽、周培源、梁漱溟等民主党派前辈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真理,斗争不息。各民主党派从诞生的一天起,就已经形成“真理至上”这一可贵的理念。

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参政党成员历练形成党性修养中的“真理至上元素”。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全新的内涵,参政党的参政议政行为模式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演变,然而参政党成员“探寻真理,服膺真理”的意识绝不能消亡。参政党要在宪政视域下参政议政,要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发展和改良协商型政党政治制度和协商型民主,要稳妥地、不失时机地为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贡献,参政党成员就要把“真理至上”的理念作为提高党性修养的一个重要环节。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I love Plato, but I love Truth more);翻译家傅雷在《傅雷家书》中说:“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这种种都应当作为立身的原则。——这些至理名言应该成为参政党成员历练其党性修养的诫勉:当某些社会舆论、政治理论、文化理论以及人们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一般认知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发生矛盾冲突时,应当服膺于至高无上的真理。

 
基本元素之五:危机意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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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意识”(Sense of Crisis)是指一种心理和精神状态,即人们对不利因素和外来挑战的感知与领悟,以及应对不利因素和外来挑战的思想意识。危机意识的本质是使人们在常态或非常态的生存环境中对可能出现的变故或危险保持清醒与警觉,进而采取相应行动的自觉意识。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正视我党存在的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2]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全民唱红的狂潮中指出:“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有利于长期执政。”——这都是执政党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的深刻表现。

然而,反观“以党为师”的参政党:在其理论界当中,关于“参政党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的有分量的文章至今难以找到,也就是说参政党理论界至今还没有把“参政党危机意识”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加以研究;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也少有提及此问题,也就是说各参政党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摆上议事日程上来。在这方面参政党要比执政党大为逊色,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危机逼近。在此,笔者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真会觉得,共产党能存在发展,参政党就能存在发展,就进了“保险箱”,而不需要什么忧患,不需要什么危机意识吗?笔者认为,其实参政党也存在六大危险:创新动力不足的危险、参政议政能力弱化的危险、腐败堕落的危险、消极懈怠的危险、理论思考滞后的危险。参政党最大的危机是对危机的视而不见。

当今,参政党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参政党机关是由国家财政养着的,其机关干部是国家公务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各民主党派是合法政党,有共产党的统战部在扶持着。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和语境当中,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标志的“协商型民主”的走向和发展将会如何呢?基本制度不会变,但是其表现形式难道是一成不变或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吗?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原来是有一套计划的,他为此描绘了一幅“渐进式民主”的发展图景。我们应该如何适应这种“民主发展的渐进”呢?并不忧心能否存在的参政党,难道就没有发展的忧患和危机吗?我国的政党政治制度是非竞争性的,但并不排除竞争行为,各参政党之间的就存在着竞争行为,那么,难道我们就没有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危险和忧患吗?

宋代诗人林升在《题临安邸》一诗中讽刺南渡迁都临安的南宋小朝廷君臣偏安一隅,诗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3]其诗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指讽缺乏危机意识的政治集团和政治个体。正如《孟子·告子下》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4],其实,危机并不可怕,缺乏危机意识才最可怕。缺乏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缺乏危机意识的党派是注定要衰败的。危机和忧患意识应当成为参政党发展的内驱力,成为其凝聚人心的重要精神因素,惟其如此,才能化“危”为“机”——化危险为机遇。参政党成员要自觉参与本党派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改进和改良,积极参与学习型参政党的建设,独立思考重大社会现象和理论问题,保持清醒头脑,多一点思虑不利因素和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变故,少一点歌舞升平歌功颂德,自觉养成和历练党性修养中的“危机意识元素”。

 
结语
 

在结束本文之际,笔者想到了著名的“煮青蛙理论”:把一只青蛙直接放进热水锅里,由于它对不良环境的反应十分敏感,就会迅速跳出锅外;然而,如果把青蛙放进冷水锅里慢慢地加温,青蛙并不会立即跳出锅外,水温逐渐提高的最终结局是青蛙被煮死。因为等水温高到青蛙无法忍受时,它已经来不及、或者说是没有能力跳出锅外了。“煮青蛙现象”告诉人们,一些突变事件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然而,人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对实际境遇的逐渐恶化缺乏清醒的警觉,就会更容易被致于死地。

“煮青蛙理论”也可以用来反思参政党成员党性修养的问题。参政党普通成员、各级干部和机关公务员共同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他们同心同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可以说其为数不少的成员已历练形成鲜明的党性修养。然而,本论文论述分析上述五个元素所涉及的各种负面现象虽然不是全面普遍的现象,却也不是孤立的个案,其反映了参政党建设及其成员党性修养历练形成过程中的某种带倾向性的不利因素,这些负能量的逐渐增加,好比是煮青蛙锅里的水温不知不觉地缓慢提高,必须引起参政党及其成员的高度警觉和敏感。参政党成员必须自觉历练党性修养,形成、具备、完善党性修养诸元素,把其作为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把其凝聚集合成巨大的正能量;要见微知著,对参政党现状和发展前景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倾向,保持高度的感知和警觉,才能适应全球化语境下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标志的“协商型民主”的发展大局。

 
参考文献

[1]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广州市民主党派成员的新变化及其影响[J] .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1).29-33.

[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Z],http://www.gov.cn/ldhd/2011-07/01/content_1897720_2.htm(2011/7/1)
[3]谢枋得 王相.千家诗[M].长春:长春古籍书店,1990.19
[4]王力.古代汉语上册(第一分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8.290-292.
 
(注:此文获得2013年广州市统战系统统战理论研究论文二等奖。)